立业不读曾国藩，阅尽诗书也枉然

“中国古代之最后一人，中国近代之第一人。”

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。”

曾国藩为何被那么多人所推崇？因为他用实践证明了：一个资质平庸的人，如果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，也可以成为超凡脱俗的圣贤豪雄。

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，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。

唯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

13岁时的某晚，曾国藩迈进书房，点燃油灯，背起一篇三百字小文。

在他进入书房前，家里来了一贼，听见有人进来，便躲在了房梁之上，想等曾国藩入睡之后再偷点东西走。

哪知曾国藩背到三更还背不下来。那贼终于受不了了，飞身下梁，将此文一字不落地背了一遍，然后冲曾国藩大叫：“你这么笨，还读什么书！”

曾国藩的资质就是这么平庸，以至于从小就被人讥笑为“愚蠢之辈”。

左宗棠评价曾国藩说:“才具稍欠开展。”说白了，就是觉得曾国藩脑子不灵光。

梁启超说得更直接：“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。”连曾国藩自己都承认：“余性鲁钝。”总之，他平庸得实在可以，没一点天才范儿。

可鲁钝的曾国藩就靠三个词翻了身。

第一个词是——“早起”。

“黎明即起，绝不恋床。”

他自制了一个闹铃：在床边放个铜盆，盆上用绳拴个秤砣，再把香系绳上。香尽绳断，秤砣砸盆就会发出声响。

曾国藩就翻身起床，开始点灯读书了。

第二个词是——“耐烦”。

“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；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；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。”他读书就像愚公，强调一个“耐”字，不求快不贪多，不弄明白绝不罢休。

第三个词是——“有恒”。

“行之有恒，实为人生第一大事。”

他每日早起读书，从不间断。就连行军打仗时也毫不例外，“每日必读书数页，填日记数条，习字一篇……”

他说：“不日进，就日退。”

李鸿章17岁考中秀才，张之洞16岁考中秀才，左宗棠14岁考中秀才，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，11岁即中秀才。

曾国藩从16岁开始参加科考，考了七次才中秀才，还是倒数第二名。

但曾国藩一旦开窍，立马一鸣惊人。

中秀才的第二年，他就中了举人；中了举人又四年，他就高中进士。而他那些早早考中秀才的同学，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。

曾国藩打通科举路，靠的全是笨劲。因为笨拙，所以不懂取巧，遇到问题只知硬钻，因此不留死角。而那些聪明的人不愿下“困勉之功”，遇到困难绕着走，基础打得松松垮垮。

所以曾国藩说：“拙看似慢，实则最快。”

中了进士后，他便留京做了翰林。

在翰林院，他做事依然不走捷径，总是按最笨拙、最踏实的方式去完成。

进翰林院的人都是大才子，看不起俗务。所以办事通常都是做样子、玩花活。唯有曾国藩，做什么事都全力以赴，认认真真，不玩心眼，一丝不苟。

而正是因为做事踏踏实实、扎扎实实，十年之中，他竟然获得了七次升迁。从一个小翰林做到礼部侍郎，成为二品大员。

曾国藩说：决定成败的，不在高处，在洼处，不在隆处，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，耐得住烦。

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一股笨劲。他从不求奇谋，只喜欢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。

所谓结硬寨打呆仗，就是湘军每攻打一个城市，并不急着跟太平军开战，而是修墙挖壕。

墙要修一尺厚八尺高，用来防止火炮攻击。壕要挖一尺深，再在壕沟外埋种花篱，花篱要五尺，埋入土中两尺。并要设置两三层，用来防止马队攻击。第二日，往前推进一段路程后，又修墙挖壕。如同巨蟒缠人，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市困死。

曾国藩攻城，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一年两年。等战争结束，城外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。

太平军最擅长野战，大规模高速度调兵，而且善用奇谋，经常搞围魏救赵之术。但一遇到曾国藩，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曾国藩打武昌、打九江、打安庆、打南京，采用的全是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之法，他用这个最笨的方法，打败了最聪明的太平军。

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，就是“尚拙”。他说：“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正是与众不同的“笨拙”，成就了他非同一般的高明。

笨到极致就是聪明，拙到极点就成了巧。真正的聪明人，都是知道下笨功夫的人。

自古成名者，多始于笨干，是以有字颠、画迂、诗痴，浮光掠影，终不济事。我们成不了曾国藩，不是因为笨，而是下不了他那样的笨功夫。

唯天下之至柔，能胜天下之至坚

身为二品大员，曾国藩却过得一点不开心。

朝廷上下浑浑噩噩，混天度日，贪腐成风。不愿随俗的曾国藩，觉得活得憋屈。

1850年，道光皇帝去世，咸丰登基。咸丰下诏“求言”，曾国藩精神大悦。上了一道《应诏陈言书》，痛斥官场丑态。这道奏折，得到咸丰的“通报表扬”。

尝到甜头，曾国藩又上了多道折子，深入剖析官僚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。曾国藩以为咸丰会全面采纳他的意见，哪知咸丰只是上台后“做做秀”而已，所以奏折一去便石沉大海，没了下文。

曾国藩生气了，上了一道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，毫不隐讳地痛诉咸丰三大缺点：一是小事精明，大事糊涂。二是“徒尚文饰，不求实际”。就是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。三是刚愎自用，出尔反尔。咸丰一看奏折，气得差点喷血，史载“帝览奏大怒，摔诸地，立召军机大臣，欲罪之”。幸有多位大学士劝谏，曾国藩才免于获罪。

一心想革除官场流弊的曾国藩，不但得罪了皇帝，也得罪了整个京城官场。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招来唾骂和白眼。他整天郁郁寡欢，只盼外派或辞官还乡。

咸丰二年腊月，他终于梦想成真。太平天国挥师北上，湖南各地纷纷陷落，皇帝让曾国藩帮助湖南兴办团练，保卫家乡。曾国藩一到长沙，立马成立审案局：凡有地方土匪、流氓、抢劫犯被抓获，不必经过州县，直接移送审案局。四个月内，审案局“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，立毙杖下者二名，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”。

曾国藩因此获得了“曾剃头”的绰号。湖南治安好了，他却把湖南官员全得罪了。因为他打破了两个官场潜规则。

第一，他动了别人的奶酪。“有案即是钱来”是当时的潜规则，官员都希望通过审理案件收受贿赂，但这条路被曾国藩给生生“封死了”。

第二，他伤了文官们的面子。“你半年办的事，超过我们几十年，让我们面子往哪里搁？”长沙城中“文法吏”，都视他为仇敌。凡曾国藩所办事务，皆拒不支持。

驻长沙的绿营军，军纪废弛，糜烂无力。要挽救这个国家，只有一个办法：“赤地立新”，自己动手训练一支队伍。

于是，曾国藩就创建了湘军。刻苦操练、军纪肃然的湘军，让绿营军一比，立马相形见绌。

绿营军心里不爽，开始寻衅滋事。有一次，湘军与绿营军发生纠葛，几个绿营兵竟持刀猛闯曾公馆，曾国藩夺门而逃，才幸免于伤。

经历此事，曾国藩断然决定：好人不与恶狗斗。

他带着湘军离开长沙，前往偏僻的衡阳。来到衡阳，没有住所，没有军费，他四处求斋化缘，吃尽千辛万苦，终于练出了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。

咸丰四年，湘潭之战一触即发，曾国藩率领湘军与三万太平军作战，竟然十战十捷，歼敌万余人，取得太平军兴起以来的最大胜利。

接到战报，咸丰高兴得不得了，立马嘉奖湘军，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，湖南文武百官，皆听曾国藩调遣。

湖南不好打，太平军便转攻江西。咸丰立命曾国藩率军支援江西。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“就地筹饷”，也就是说，江西省负有供饷之责。

但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个势利之徒，“多方掣肘，动以不肯给饷为词。”迫不得已，曾国藩只好自己在江西筹饷。陈启迈觉得曾国藩“侵犯我的财政权”，于是扬言：谁敢给曾捐银，就给谁好看，弄得曾国藩四处奔走却处处碰面。曾国藩忍无可忍，便上奏参劾陈启迈。咸丰阅之大怒，立将陈启迈革职查办。

继任巡抚的是文俊，可他行事一如陈氏，率领江西官员处处刁难曾国藩。曾国藩给朋友写信诉说当时境况是“积泪涨江”，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，可见他当时惨成了什么样子。

正在此时，曾国藩的父亲病逝。

接到噩耗，他立即上疏回家守孝。不等皇帝回复，他就直奔湖南老家。咸丰火了：“为了国家安危，你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。”曾国藩立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，将心中之愁苦愤懑一股脑倾诉出来：“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，决不能以治军；纵能治军，决不能兼济筹饷。”

最后，他向咸丰皇帝摊牌：“要我回到战斗岗位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得授予我督抚之权，不给，我就不出山了。”

此时，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，韦昌辉等人被杀，石达开领兵出走，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于是，咸丰对曾国藩说：“那你就在家好好守孝吧！”

收到皇帝回信，曾国藩就得了“怔悸之病”。所谓“怔悸之病”，就是失眠。这病，明显就是气出来的。

极度郁闷中，他读起了老庄。两年之中，心性大变。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上处处碰壁，是因为自以为居心正大、光明磊落，而觉得别人都是浑浑噩噩、混天度日，于是说话很冲很直，如锥如芒，直插人痛处，做事更是刚愎自用，对他人意见不屑一顾。

读了两年老庄，他终于看清自身致命弱点：“太自傲，太急切，一味蛮干，过于方刚。”行事过于方刚者，表面上是强者，实际却是弱者。懂得柔弱退让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唯天下之至柔，能胜天下之至坚。

终于，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。

1858年，太平天国死灰复燃。大破清军江北大营、江南大营。咸丰慌了，急命曾国藩立马出山。这次复出，曾国藩行事风格大变。

首先，他对各地官员不再疾言厉色。

出山之前，他给要打交道的官员都写了一封信，从督抚大员到一般武将无一遗漏。抵达长沙后，又拜会了所有官员，连小小的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。也不再摆出“唯我独忠”的姿态，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。从此，曾国藩在湖南江西筹集饷银时，就几乎没人阻拦而“大为顺利”了。

其次，他不再慎于保举，“同流合污”了。

晚清军队，“滥举”之风很盛。每有小胜，领兵大员便拼命保举属下。胡林翼攻占武昌时，一次保举了三千多人，受奖人数达到军队的百分之三十。而曾国藩最恨“滥举”，每打胜仗，保举受奖人数不过军队的百分之三，以至于很多兵将不愿投靠曾国藩之湘军。

这次复出打仗，曾国藩也学会了“滥举”，“诱之以名，笼之以利，才能网罗天下英才。”于是，天下将士纷纷投奔曾国藩。

再次，他跟皇帝及“中央部委”打交道变得圆滑了。

比如，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，曾国藩要报销3000万两银子的军费。按照潜规则，应该给户部40万两回扣。回扣太多了，曾国藩就请户部官员吃饭，几顿饭下来，回扣缩减至8万两。

但就在这时候，事情出了一个岔子。灭了太平天国后，咸丰高兴坏了，下令说：“所有报销备案就可，户部就不要审核了。”

这对户部来说，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，意味着很多很多回扣就此打了水漂。但曾国藩却说：“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。”他从自己小金库拿了8万两，送给户部书办。你看，曾国藩为人处世变得多“懂事”了。

你可能觉得曾国藩堕落了，其实并没。

由于清朝官员工资低，从雍正时期起，皇帝便特批给督抚们一笔“养廉银”。总督们每年养廉银收入超过一万五千两。

但对于督抚来说，养廉银其实是一个小数目，他们更大宗的收入是“规费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灰色收入。

学者张宏杰研究发现：督抚级官员每年灰色收入平均是18万两。曾国藩当了12年总督，照此计算，已是大清顶级富人了。

可是事情并非如此，查遍大清档案，也找不到曾国藩有什么大宗灰色收入。曾家不但不富，还活得非常清苦。

曾夫人欧阳，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，立马就来投奔他，希望过点好日子。哪知赶来一看，却发现总督衙门破烂不堪，这么一大家子人，只请了两个佣人。于是，曾夫人就去买了一个丫鬟。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，立马就把丫鬟送人了。

曾国藩要求曾家女人每天都要劳动，并为她们专门制定了工作日程表：“早饭后，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。9点到13点，纺花或绩麻。中饭后，做针黹刺绣之类。17点到19点，做男女鞋或缝衣。”

曾国藩更是活得简直就像穷人。

赵烈文叙述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的场景，“所衣不过练帛，冠靴敝旧。”

老外戈登描述他与曾国藩会面的情景，“穿着陈旧，衣服打皱，上面油渍斑斑。”

名震天下的总督却活得如此清苦，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个了。就算拒绝灰色收入，每年养廉银也有一万八千两啊。活得如此清苦，银子都去哪里了？因为上下需要打点，他就动了养廉银。

曾国藩离任两江总督，就任直隶总督之际，他查了一下小金库，剩下一万两白银。

他嘱咐儿子说：“想办法捐掉，但不要署名。”曾国藩说：“尤不愿得清官之名。”他是实打实的清官，找不到把一分公款装入腰包的记录，但为何不愿大家知道他是清官呢？

因为他懂得——水至清则无鱼。

“人之好名，谁不如我？我有美名，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。相形之弥，盖难为情。”一个人特立独行，必然为众排斥。

海瑞就是一个例证，虽然清澈如水，但大家都排挤他，以至于什么事都干不了。所以，曾国藩只取清官之实，却力避清官之名。

第二次复出后，他进入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。

所谓内圣，就是“按本色做人”。持己以正，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，不被外在的诱惑所改变，持守自己的良知和信念，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。

所谓外王，就是“按角色办事”。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扮演着不同角色，所以不能有太多棱角，要懂得妥协退让，这样才能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，来帮助你这个角色成就一番事业。

所以他行事坚持八字：外圆内方，外浊内清。

所谓外圆内方，就是一方面坚守良知，一方面又和光同尘，必要时可向不合理的现状妥协。

所谓外浊内清，就是一方面坚守清廉，一方面又包容潜规则，必要时愿意“同流合污”。

他所求的不是虚名，而是要做大事。

坚守内圣外王之道，他终成晚清中兴第一名臣。

唯天下之至诚，能胜天下之至伪。

中国对最为成功者有一个评判体系，就是成为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“三立完人”。

在立德上，曾国藩修身律己，几无瑕疵。梁启超说：“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

在立功上，曾国藩创建湘军，平定太平天国。毛泽东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”

在立言上，曾国藩留下千万字《曾国藩全集》。蒋介石说：“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，不特于国学有心得，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。”

所以他被誉为：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。”

学者张宏杰在《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》中说：

“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：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，一个中人，通过陶冶变化，可以成为“超人”。

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，本领可以增长十倍，见识可以高明十倍，心胸可以扩展十倍，气质可以纯净十倍。”

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，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。